“比”的感受

时下有些人习惯于作比较，面对一件事情，往往要自觉不自觉地与人比上一番。譬如，有人比自己资历浅，却官运亨通，不断得到升迁；有人比自己职位低，却收入颇丰，出手阔绰；有人比自己水平差，却公派出国，公费装修住宅……越比心理越失衡，越比气越不顺，越比牢骚越盛。有的人正是经过这么一番比较，思想防线坍塌了，精神状态颓废了，艰苦奋斗的传统丢掉了，于是工作一落千丈，开始追求享受，“远贤臣，近小人”，整天为个人、为小家的利益所思所困，为金钱、地位所烦所扰，以致于有的人最终酿成身陷囹圄、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剧。

这是一种畸型的比，自私的比，可悲的比。它比的是贪婪，比的是丑恶，比的是渺小和萎琐。由此，使我想起了史书上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。石崇是西晋时荆州刺史，因为要和贵戚王恺一班人竞争奢靡，王恺用饴蜜洗锅，石崇就以蜡代柴。王恺用紫色丝绸做步障，长达40里，石崇就用锦缎做成长达50里的步障来和他争豪比阔，穷奢极侈，无所不及。因为比阔，石崇最终为赵王伦所杀，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（见《晋书·石崇传》）。反观如今某些“达官显贵”，某些才华横溢的“人才”，某些“一生荣耀”但晚节不保的老者，正是在这种畸型比的阴影之下，上演了一幕幕同一类主题的悲剧，其情景实在令人扼腕叹息，使人警醒不断。

其实，比较本身并无过错，关键在于比什么，怎样比。1955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前夕，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听说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，把自己与并肩作战的其他战友作了一番比较之后，向毛泽东同志写了一份《降衔申请书》，谦逊地从德、才、资、功方面指出自己与大将衔的不相称之处，并恳切地说：“为了心安，为了公正，请改受为上将，另将大将衔授给功勋卓著者。”为此，毛泽东主席曾高扬起这份《降衔申请书》，声音宏亮地对军委其他领导人说：“这是一面明镜，共产党人自身革命的明镜。”领导干部的楷模、身为地委书记的孔繁森一次来北京出差汇报灾情，住的是普通招待所，吃的是路边简陋的“地摊”，其原因也在于“比”。他对随行的工作人员说，“想一想，比一比西藏灾区那些还在饿肚子的群众，大鱼大肉，咱能吃得下去吗？”新时期的“铁人”、大庆石油勘察开发研究院院长王启民也讲“比”，他是自觉地同创业时的铁人王进喜同志比，比无私奉献、忘我拚搏的创业精神，比“宁可少活20年，拚命也要拿下大油田”的大无畏勇气，为此，王启民和他的同事们不计个人名利得失，自觉地为国家分忧，面对重重困难，呕心沥血，顽强拚搏将自己的全部才华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的石油勘探事业。

这才是一种正确的比，高尚的比，净化了的比，它比的是对工作的干劲，对事业的执著追求，对党、对国家、对人民炽热的爱。在这种正确比较的激励之下，我们的国家涌现出了一大批像孔繁森、李国安、王启民为代表的党的优秀领导干部，涌现出了无数像徐虎、李素丽那样立足平凡岗位，默默奉献的普通劳动者，他们构成了我们时代的主流和本质，唱出了我们时代的正气歌和主旋律。